现在我想起来了。

同时想起来的，还有阿嬷中风的原因——她根本不是病倒的。是我五岁那年除夕夜，睡到半夜被尿憋醒，发现阿嬷不在床上。

我爬起来去找，看见她蹲在眠床底下，双手伸进陶瓮里，像是在揉面。她的手臂一进一出，揉得很慢很仔细，瓮里发出一种湿漉漉的“咕啾咕啾”的声音。

我喊了声阿嬷，她猛然回头，脸上糊着暗红色液体，从额头淌到下巴，两只眼睛在液体后面亮得像两个洞。她看着我，嘴一张一合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：

“婴仔，你要不要来看？快好了，真的快要好了。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——是我父亲摔倒的声音。客厅的碗橱整个倒了，碗盘碎了一地。阿嬷飞速扭回头去，我只见她两条手臂同时往瓮里一探，像拔什么东西一样用力一抽——

第二天所有人都在找阿嬷。

她不在床上，不在灶脚，不在厅里。

翻遍了整栋房子都没找到。

最后是我妈掀开眠床的帷幔，发现阿嬷就躺在床底下，陶瓮旁边。

她浑身僵硬，嘴巴大张，两只眼睛瞪得铜铃大，瞳孔里印着瓮口那一圈黑红色的釉。她的双手插在瓮里，拔不出来了。

后来是香炉的师父来处理的。

他把阿嬷的手从瓮里拔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瓮底传来一声很细很细的笑声，像婴儿的，又不像婴儿的。

师父脸色铁青，连夜烧了七道符，又用墨斗在眠床四面弹了线。他走的时候对我妈说：“这瓮东西不能动，动了就坏大事了。”

我妈问他什么是大事。他说：“你老母替人养了十几年东西，还差最后一点火候。火候不到就拿出来，死的就不只是一个人。”

我阿嬷从那天起就不会说话了。

躺在床上十年，每天睁着眼睛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嘴里含着什么话咽不下去。

护工说她半夜经常笑，笑到整栋楼的人都听见，但推门进去，她脸上全是泪。

头七那天晚上，我们按照习俗把眠床间的门打开，在床头放了一碗水、一双筷子、一块红布。

我妈说阿嬷会回来看看，看一眼就走。

我守在灶脚，盯着那锅米粥。

凌晨一点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个声音。

不是脚步声，不是开门声。

是湿漉漉的皮肤在粗陶釉面上刮过的声音，像蛇蜕皮，像手指从瓮里抽出来。

那声音持续了很久，久到我清清楚楚地听出了节奏——先是一根，然后停一下，再一根，再停一下。五根手指，五次摩擦。

然后就是脚步声。

不是阿嬷中风后那种拖沓的步态，是轻盈的、矫健的步点，像是有人光着脚在眠床间里跳一支很小幅度的舞。

脚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密，最后骤然停住。

寂静。

然后什么东西开始往楼上走。

不是走，是爬。

指甲抠在木楼梯上的声音，一道一道，不急不慢，带着某种耐心到近乎愉悦的节奏。

楼梯一共十三阶，每一阶都响了，像有人在数数。

我冲出灶脚，撞到母亲身上。

她也出来了，脸白得像纸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母亲突然把食指竖在嘴唇前，用气声对我说了一句话。

“阿嬷说，那瓮东西要是爬出来了，谁都不要抬头看。”

话音刚落，楼上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不是刚出生的那种嘹亮的哭，是一种很旧的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哭，像是隔着几十年、隔着好几层棉被、隔着密密匝匝的符纸和朱砂，终于透出来那么一小声。

然后我听见那瓮东西笑了。

笑得很欢喜，笑得很年轻，笑得很像一个人终于等到了一件她等了一辈子的事。

而那笑声的声线，和我阿嬷一模一样。